“鹏城夜话”之二：

房价高不高？

 

    在 3月14日人大闭幕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明确回答了何为“合理的房价”，即“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随后网络上各路网友便纷纷按照此类计算方式计算出各地的“合理房价”，本文从“总理房价”开始展开话题。

 

他山：网友测算出深圳的“总理房价”应为4866.67元/平米。而深圳市规划国土委3月1日公布的2月份全市新房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16854元，如果按照“总理房价”的逻辑，深圳市的房价还应降1万1千多才算合理，您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

 

亚特：如果均价降到不足5000元/平米，意味着深圳房价回到1999年。在深圳2011年GDP相比较1999年增长近10倍，已过万亿的情况下，这样的预期很不现实，也不合理。

 

他山：我不明白脱口而出的“总理房价”理论依据是什么，您解读一下？

 

亚特：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房价收入比”，指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核心。 根据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的定义，“房价收入比”是指“居住单元的中等自由市场价格与中等家庭年收入之比”，这个比值合理区间为1: 4~6。国内现在流行的“房价收入比”定义，是基于平均价格的住房总价与基于年平均收入的家庭年总收入的比值，两者最大的差异是在“中位数”和“平均值”上，因而存在一定争议。但我个人认为，无论使用哪种口径计算，“房价收入比”都是衡量消费者对于房产的实际购买能力和评判房价是否合理的有效指标，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他山：深圳的房价究竟高不高？

亚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看看从2001年到2010年深圳房价，人均收入以及房价收入比的走势。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10年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2760元上升到32380元，涨幅是42%，而平均房价由5517元/平方米上升到20297元/平方米，涨幅高达268%！你可以说收入涨幅过低，也可以说房价涨幅过高。

 

再看房价收入比，南方都市报的假定是，家庭成员三人，住房面积84平米（人均居住面积28平米）。以2010年为例：总房价（84平米X 20297元/平米）/ 总收入（32380元X 3）=17.55。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意味着买一套84平米的房子，要用一个家庭不吃不喝花17.55年时间才能办到。如果按2009年全国人均居住面积30平米计算，深圳2010年房价收入比值是25；如果家庭总收入按2人计，房价收入比值高达37！

你说深圳房价高不高?

（未完续待）

    相关链接：《为什么代表要“松绑”? 》

 

——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模式比较研究

 

他山

 

春节之后，《农民日报》及一些省市党报像往年一样，浓墨重彩地报道“春耕”，关注“三农”，包括各地宣传种田大户、推广农业合作社经验有序地报道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些欣欣向荣的景象跃然纸面。

 

2月13日，国务院公布《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有人认为，该“规划”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的蓝图。在我看来，文件提出“现代农业建设5年取得明显进展，10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阶段目标”，仅靠农户、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是远远达不到目标，培植龙头企业势在必行。本文就农户、合作社、企业的运作模式的优劣做些比较。

                                      

■“农户模式”不适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

 

2011年10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央视记者采访黑龙江宝泉岭梧桐河农场农民刘贵夫，刘表示种500亩地，一年轻松收入二三十万”。央视仅把这当成农民收入增加的一个“农户模式”典型案例来宣传。报道之后，旋即招来网络媒体广泛的质疑。这种质疑建立在对“农户模式”不信任的基础上。我们不去考量二三十万收入的真实性，看其本质，无非是鼓励和吸引农民回归农田。

 

500亩地，如果仅仅产出二三十万，这虽然说明个别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也体现出这500亩土地的产出率、劳动效率、资源利用率相当的低下。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面积的土地，如果按照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的标准生产，其单位面积的投入产出比可以是农户代表刘贵夫年收入的数倍。

 

美欧农户能承担现代化农业生产使命的重要原因是，美欧农户大多是大学农学系毕业，他们是农业科技与市场结合的专家；还有，美欧没有“工农”差别，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比城市人要高；最重要的是，美欧农业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生产规模全由政府下订单决定，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中国农业实行的市场经济却难保证农户的收益。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中重点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加，根本不可能按照“一户500亩，一年二三十万”的 “农户模式”来增加。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便是人多地少，不像美欧人稀地广，所以美欧现代化农业中，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生产个体，在美欧能行，在中国则不合适。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党报大力推广和总结的“农户模式”及其经验，过分放大了“农户”在现代化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了基本国情，这样只会把中国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引向误区，反而不利于“规划”目标的落实。

 

朱启臻、赵晨鸣所著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分析了农民宁愿背井离乡，离开土地的一些原因。如农资价格上涨，务农收入比不上外出打工收入，再如天灾人祸的发生，不断削弱着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在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上，农户作为生产个体，他们的生产活动是相当脆弱的。农户勤劳不一定有好收成，不勤劳则一定没有收成，这个事实已被不少学院派“三农”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本文不再赘述。

 

接《农户模式不适合中国现代特色农业》

 

在《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发布前后，为《规划》落地、执行的一些配套舆论已经全方位展开。2011年10月《农民日报》推出的系列报道《聚焦四川现代农业新跨越》，《桂林日报》的《喜看沃野沐春风》等党报的重头文章，应该说是为《规划》中设计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的组织生产做铺垫的。

 

“农业合作社”显然是比“农户模式”又具有优势。我们注意到新闻报道中，不少媒体的宣传重点是“农业合作社”。如《山东禹城“四化”革新生产方式》（ 2012-2-16农民日报）宣传的禹城以合作社为单位，建立农机专业服务队，统一管理、统一签订服务协议、统一作业质量和验收标级、统一作业收费标准和结算，致力推进“四化”模式，创建现代农业实验区，打造现代农业示范板块。

 

与之类似的，安徽省灵璧县以开展“现代农业突破年”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四个工程”，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跨越（2012-2-16农民日报《灵璧县“四个工程”助推现代农业发展》），鼓励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流转土地1万亩以上，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力争单位面积产出率比周边同类产区高10%以上。实施龙头带动工程，力争年内新增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以上、市级10家以上；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确保新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50家，总数达到300家，带动农户10万户。

 

统计和分析跟《规划》出台前后，跟“现代农业”相关联的的党政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员文章，我们发现，正在实践和探索“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依靠集体土地建设“示范基地”，其组织形式是“农业合作社”；另一条是大力支持农村土地流转，鼓励和培植一批“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相比，哪一种组织形式更有优势？更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的趋势？

 

我们将眼前报纸推广的“农村合作社”组织形式与美欧合作社（农协）做个比较。美国农业合作社（协会）是一个民间机构、协会（全国有80%的个体农民和生产商参与）代表农户与政府打交道，而我国“农村合作社”只是政府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基层组织，类似政府只能部分下设的执行机构，它还不能完全扮演美欧合作社在现代农业产业链中的角色。

 

我们再把跟中国地质条件和人口密度接近的日本的“农村合作社”拿来类比。日本“农村合作社”属性质，其资源配置功能强大，能像国有企业一样执行政府的计划目标，并完全保障产业工人利益。这样的话，即便是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科技到位、基础设施改善，人避免不了土地撂荒的可能。如今中国农村客观存在的“谁来种田”的现实，这是我国这种带有不确定性官方色的基层合作社组织无法解决该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规划》中描绘的则“现代化农业”的蓝图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请继续关注《培植“龙头企业”对“现代化农业”的意义》

接《现代化农业宣传攻势下的“农业合作社”》

 

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推进阶段，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发达国家美国10%左右，从人口结构和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无论欧美还是日本正在施行的“农业合作社”模式，中国当前实施“现代化农业”仍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合作社”做法。对当前“三农”问题困扰的中国农村来讲，农户太弱小，合作社太松散，这两种组织形式都不能完全承担实现《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中目标的重任。

 

我认为，由政府出台政策培植龙头企业，由“龙头企业”来承担实现“现代化农业”的目标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吸引农民回到耕地上的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合作社只能拿着政策感召，不能通过市场行为调节，而企业的无论对农民还是专业人才的招聘，都可以按市场规律，通过薪资杠杆，把离开土地的农民转化成农业行业的产业工人，把科研院所束之高阁的农业研究成果变成市场产品；

 

第二、企业的管理优势是“农业合作社”不具备的。当前党报大力宣传的“农业合作社”是比较松散的组织，有些是自发组织的，有些则是基层政府“强扭”在一起的，在农业的全产业链上，“农业合作社”在产、供、销的资源配置上，没有“企业”的凝聚力强，执行力远不如企业，一些龙头企业可以具备美欧合作社的一些特质，把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后，企业服务可以涉及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农产品的议价能力、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技术及融资能力。而中国当前的“农业合作社”则做不到这些；

 

第三、相比农户和合作社，企业有资金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龙头企业科技水平、产品质量、出口创汇和净利润比农户、农业合作社具有绝对优势。龙头企业的资金优势在于有能力通过多种土地流转模式集中起来组织作业。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2011-12-16）统计，2011年底，全国各类龙头企业总数达到11万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达到1200多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达到9300多家，中小龙头企业达到10万多家。

 

从近期党报的宣传报道来看，山东、四川、辽宁、浙江等地的地方政府都在争先恐后地培植农业类龙头企业，把整理好的土地，包括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后，交给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顺便分担了部分政府责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如通过收购原料、租赁土地、返还利润、吸纳就业，把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等方式，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解决“三农”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培植“龙头企业”是实现《规划》目标最重要的手段，对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昨天，与一位开发商朋友喝茶，挂在茶馆墙上的电视新闻里，一位嘉宾在字正腔圆地评论“毒地板”事件，接下来的镜头是万科在万科总部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媒体披露的“万科涉及采购并使用安信毒地板”一事进行说明并回答记者提问。从发布会上万科负责人的讲话来看，有辩解和解释的成分，仿佛万科不择不扣地背了一次黑锅。

 

为什么由万科来背这个“黑锅”呢？安信地板的不仅是万科的供应商，它同样也是中海等诸多上市房地产公司的供应商。在我看来，万科举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刻意把自己当成“企业公民”的含义。2011年，在强大的政策调控压力之下，万科销售量依然上升，年销售额1215亿。而大多数中小开发商在2011年度日如年。房地产开发行业的“贫富”分化加大，使得万科成为被愤怒者追赶打的“鸟”。

 

我在微博中说过一句话：枪们总是喜欢打出头鸟，姑且把它当成挫折教育吧！这不是“挺不挺”谁的问题，而是要反问自己，玩“愤怒的小鸟”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个别媒体在报道中把“安信毒地板”偷梁换柱，变成“万科毒地板”，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万科的影响力远大于安信，偷梁换柱更能吸引眼球，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为什么“毒地板”能掀起轩然大波呢？我想与当今的民愤有关。从2006年的“苏丹红”， 2007年的“思念”、“龙凤”牌云吞水饺；2008年的“新鲜红枣”；2009年的三聚氰胺奶粉；2010年的“海南毒豇豆”，2011年的地沟油，回顾近年来的新闻事件，我们发现中国跟民生相关的生活用品，几乎是“一年一毒”。

 

如果按这种逻辑来推论，“毒地板”在2012年伊始出现，我们并不觉得诧异，反而觉得意料之中。反向思考，如果哪一年中国没有“毒”事件出现，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媒体还能适应吗？连年生活在有“毒”的产品和信息里，一旦除“毒”，我们的媒体还能找到证明自身社会责任感的选题？我们的百姓茶余饭后还有谈资？这究竟是中国特色的国情，还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毒地板”是怎么来的？我们从生产流程与政策背景上追根溯源。像万科这种公司，采购地板都是集体采购，量大、价低。在政府要求开发商抑制和降低房价的前提下，不仅万科，许多开发商都会要求像安信这样的供应商降低价格。万科们一方面会奉买房者为爹，另一方面要奉政府为爷。在双重压力之下，开发商上游产业链遭殃。像安信这样的大供应商为了保利润，并生存下去，只能省略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来降低成本，如质量检查的环节可能“省略”了，于是就产生了“毒地板”。

 

“毒地板”怎么能轻易流通到市场上去？政府关于对生产、流通环节的只能部分到哪里去？根据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其说“毒地板”是“房价”逼出来，不如说是政策逼出来的。理清生产、流通、供应等产业链上的逻辑关系，再来看政府职能部门在其中的作用，他山认为，“毒地板”的出现并被广泛使用，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

下调准备金或是救赎楼市的信号

 

他山

 

今天，我看见微博上竟有一堆开发商及其服务商喊出“房地产业得春天又来了！”理由是 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他们将该消息以微博的方式走街串巷、奔走相告，从他们交流和转发的语言和语气中，我发现他们流露出久旱逢甘霖般的喜悦。

 

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这是房地产冬天结束，春天来临的一个信号？我们先回忆一下08年11月。那个时间节点的市场行情、政策背景竟与今年11月的市场行情和政策背景有诸多相似之处。国际金融危机曾奥巴马曾求援于我国，一场雪灾更是让08年中国楼市雪上加霜，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以“千家”为单位的工厂倒闭，让08年的房地产行情在年底毋庸置疑地被看空。拐点、停工、欠薪、断供，包括二手楼地铺关门，中介老板卷款跑人等现象的频频出现，更是让房地产的不少从业人员对前景堪忧。

 

08年新华社11月27日专：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央安排了约4万亿元投资。08年四季度安排1000亿元中央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希望能够尽快拉动经济增长。中央明确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尽快采取措施，尽快见到效果。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普罗大众期待的“拐点”消失，回落的房价重新抬头，飙升，我记得当年被媒体炒熟的深圳后海的最高房价达到过12万每平米。中央所预期的“保八”任务在09年在房价的攀升和老百姓的抱怨声中得以顺利实现。我曾写过一篇《中低收入阶层是“保八”的牺牲品》记录当时的现状。

 

在08年中央启动的这场拉动内需，试图拯救全球危机的战役中，使得不少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的楼盘绝处逢生，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开发商没有理由不踌躇满志。我们现在再来观察现在的市场行情和政策背景。大背景是欧债危机：2011年11月3日，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主办国法国总统萨科齐向中国领导求援，请求中国援助欧洲，这一行为与08年奥巴马的求援行为如出一辙。

 

接下来，2011年中新社纽约11月30日电：美联储、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及瑞士国民银行30日宣布，协同采取行动支持全球金融系统，同意将现有的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的成本下调50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11月30日宣布下调准备金，与全球六大中央银行罕见联手出招，意图稳定金融市场，早已商量好。美欧股市当天疯狂飚涨，涨幅大都超过4%。受此影响，沪深的房地产板块今日多只个股涨停，招保万金均涨超5%。截至14点15分，沪深两市房地产股资金流入最多，共流入12.35亿元。

 

根据央行此前公布存款数据估算，今年11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预计可释放资金约4000亿，对缓解资金紧张、提高银行放贷能力起积极作用，这个数字占所有行业拉动内需投资额的1/10，是08年拟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预算额度的1.4倍，这个数字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可不是杯水车薪！我们将08年和11年国际背景、国内市场行情同比之后，再看看资本市场与楼市的联动的表现，开发商及其服务商实在找不到不雀跃欢呼的理由。

 

除了上述因素，我还认为，下调存款准备金，可能与一些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挺”不住了有关，包括中央批准有些地方政府发债券，其实就是暗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所以我认为，央行“放水”与其说是救赎房地产业，不如说是救赎地方政府；于是，便有了部分开发商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开始筹谋，是不是该调整销售策略了。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又看到一条这样的微博：“金地博登湖低价卖楼有必要么？”这难道不是某些开发商做楼市反弹的准备工作的信号么！

体验“用作品说话”

他山

 

这次“中海地产品牌鉴赏行”，对我而言，更像一次重温旧梦。“中海华庭”紧挨深圳CBD，它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作品，当年这个小区曾被媒体誉为“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我再次踏进其小区，看到它的架空层、林荫道、鲜花、雕塑、包括它入户使用的观光电梯，光鲜如初。10年前的一位知名的歌星如今深入简出期间，给庭院深深的小区凭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但我认为， “中海华庭”最让人骄傲的是，在十三年之后，它的增值幅度在深圳同期开发的同类物业中依然冠居榜首。

 

香蜜湖是深圳典型的豪宅区。“香蜜湖1号”的入口由两排十多米高的，从云南原始森林移植过来的榕树，形成浓密的林荫通道。这里，我不描述它的产品，讲讲它的故事。这曾是一块被深圳、香港开发商虎视眈眈的地块，因其面积刚好9.3万平米 而被业内称为“9万3”。2004年3月，随着“9万3”拍卖时间的临近，深港两地业内人士对该地块的关注度也逐步升温，我曾写过一篇《9万3猜想》的文章分析该地块会花落谁家。在拍卖场上，最后，中海与香港信和联手，击败了万科、和记黄埔、招华（招商、华侨城联手）、深圳信托在内的等众多强手。我记得当年“香蜜湖1号”的售楼处放在五洲宾馆，开盘时创造出紧挨五洲宾馆的新洲路“车满为患”的销售盛况。

 

“赤柱滩，记载了我年轻时的快乐和忧伤”这句浪漫的词句，铭记着邓丽君居住香港赤柱滩时留下的一段回忆。我们参观的“赤柱滩6号”位于香港南区，经过一条蜿蜒的山路到达。这曾是“中联办”的办公地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鲁平、周南在此举办各种宴会，接见原港都彭定康在内的各方政要，及谋划中英代表谈判。“赤柱滩”见证香港前途谈判始末。2007年03月03日，中海（0688-HK）击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0001-HK）、新地（0016-HK）夺得“赤柱滩6号”的开发权。“赤柱滩6号”共二十几套联排，户户都面朝大海，在上世纪这里拥有历史传奇，在未来或是传奇的延续。

 

“牛津道1号”位于香港九龙塘，这是英伦小镇，二十世纪初，香港实施免税港口政策，吸引了大量英国人来港经商工作，为解他们的思乡之情，港府于1922年批出“九龙塘城市花园”计划。如今牛津道是香港明星的集散地，周润发居九龙塘多年，李克勤住所位处西九龙半山地段，与周润发一路之隔，成龙在九龙塘也有一栋上亿元的豪宅。“牛津道1号” 古树名木怀抱，浅褐色烫金的楼书上印着“百年经典，世代传奇”。 地库、地下，阁楼，一楼，二楼，天台均中英文对照，从色彩到词句，体现出低调奢华的特点。

 

中海在香港及内地的一系列产品，塑造了它在市场上的一幅铁骨铮铮，攻无不克的外在形象。我认为，它不是简单的在做满足生活起居的产品，更是作品。我发现，在历史的某个接驳点上，中海的这几个作品，在传递历史信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成就了一段传奇。2004年我在《隐隐约约的中海理想》一文中总结过这样一句话：“中海25年的骄傲不仅仅来自于它的产品，更多的仿佛来源于业内人士的口碑！”中海至今仍坚持用腿走路，用作品说话，32年一如既往。 

                      （刊发于2011年11月30日《桂林晚报》）

从抗战热土到硅谷后院

 ——走读桂林系列之七

他山

缘起

 

桂林与动物相关的名山很多，如象鼻山、骆驼峰，除了因为山体形似，更因为一些历史渊源而使之名扬海内外，还有，像凤凰岭、狮子山，在五六十年前，它是土匪的巢穴，四道石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尚未旅游开发，不过是驴友的一条乐途。从名称上看，那是一些“庞然大物”，张扬跋扈，个性十足；与之相比，猫儿山更“温顺低调”，“善解人意”，以一种厚积薄发的姿态观察着人间百态。

 

桂林有两座猫儿山，一座位于兴安、资源两县交界处，被称为“华南第一峰”，它的外貌与猫无关，它的知名度是被二战时期美军飞虎队“撞”出来的。1996年在猫儿山发现美军飞机残骸后，猫儿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条知名旅游线路，它是中美友谊的一个见证。

 

还有一座猫儿山，位于桂林市区，漓江东岸，它貌似一只潜伏的猫，深沉而内敛，我认为，它的典故和传奇色彩不一定逊色于象鼻山、骆驼峰、凤凰岭、狮子山。有意思的是，这个猫儿山的地理位置恰好落在桂林高新产业布局的腹地，它更像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所说的抓老鼠的白猫、黑猫……

 

尧山以西：历史的传说与可能。

 

在《有缘相逢三里店》里，我提到桂林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地标性位置——大圆盘。在走读构成桂林城市的许多板块之后，我发现：大圆盘既有历史的守望的意味，又像是对未来的翘首，它承载了市民对一个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市长的怀念。为了让我能更完整地了解三里店与漓江以东，以猫儿山为中心的这个区域的关系，向导杨致昌特意带着我从三里店的大圆盘出发，上普陀路，一路往东北方向行驶，上建干路，到猫儿山地块的区域。

 

建干路一直往东，便是尧山。建干路两侧是中海、联达、冠泰的工地，施工的车辆来来往往，使空气中充满泥土的气味。顺建干路远望，隐隐约约的尧山绵延逶迤，像一道屏障立在桂林东方。尧山与“三皇五帝”中的尧帝有没有关系？曾遵照毛主席关于研究工作要“详细地占有资料”的教导，由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的，权威记录和整理桂林历史文脉的《桂林石刻》，多是以龙隐洞桂海碑林、七星岩栖霞洞的摩崖为依据，可考的文字是从隋唐开始，《史记》上记录的带领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三皇五帝”，其故乡在山东山西，没有交通工具，以人可以徒步穿越的活动范围来看，“三皇五帝”把农耕的范围延展到今天尧山视野范围之内的桂林，这不是传说，一定是传奇。

 

而今天的民间又有虞帝晚年南巡桂林，登临虞山，视察岭南山川形势，死于苍梧之野的传说，据此来推理今天的尧山与尧帝的关系，则顺理成章。假如我们确认桂林是虞帝得领地，那么继承虞帝之位的尧帝率领百姓，躬耕于尧山之下完全是一种可能。在这方圆几公里之内，猫儿山的突兀，及与漓江毗邻的位置，可以推断猫儿山是他们的劳作之后的栖身之所。可惜年代太久远，如果能找到证据，那甑皮岩是桂林城市童年的历史可能要改写。顺着时间前行，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凿灵渠的史料等记载来看，秦始皇是崇拜尧帝的，作为尧帝的粉丝，他把桂林以东的这座屏障命名为尧山，以凭吊自己的偶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猫儿山：曾见证一段铁血往事。

   

遥远的，关于猫儿山无据可考的一些传说，让它们渐行渐远，像落日的余辉一样消失在现代化城市的轮廓线之外吧！以猫儿山临近漓江的地理位置，如果有水路进功的敌人，猫儿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狙击埋伏点，它是攻守桂林城东的一个最佳驻点。我和杨致昌从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大门进入，穿过一道浓密的桂树组成的林荫道，来到猫儿山脚下。环山脚半圈，找不到上山的路，灌木、草丛、藤蔓在封锁了上山的通道的同时，也激发了我们攀登的欲望。从一处有豁口的地方钻入，小心翼翼地上行，脚踩在厚厚的树叶和竹叶铺垫的山坡上，再抬头，能找到“仰之弥高”的那种感觉。

 

在黄武良（香港）所著《悲壮的桂林保卫战》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4年10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城外的屏风山和猫儿山(今辰山)的独立据点进攻，桂林军民由此打响了桂林保卫战。”我攀登猫儿山，就是想体验这个“战略要地”。这么险要和隐秘的地势，在这枝繁叶茂的藤蔓中埋伏，一排黑洞洞的枪口瞄准漓江对岸，桂林城东南西北类似于猫儿山这样“地利”的战略要地不少，这场“桂林保卫战”由具有“匪气”的桂林军阀把守，怎么可能轻易地失败呢？我在榕湖边的桂林图书馆查阅关于“桂林保卫战”的史料中，不少书上竟然用“丢盔弃甲”来形容这场将“漓江近五公里的河水都变成了赤色”战争，这是何等不公平！何况，“丢盔弃甲”也不吻合桂系军阀的性格特征啊！

 

昨晚，我在网上的优酷的视频上找到一位桂林老兵口述的“桂林保卫战”，他是当年战争的幸存者，他的口述与一些官方文字记录完全不一样，他用“浴血奋战”来概括。为什么一些文字史料与口述回忆不一样呢？为什么同样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役，桂林保卫战没有像淮海战役、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捷、甲午海战那样备受关注呢？我想，这是不是与这场战役的指挥者白崇禧国民党将领的身份有关呢？如果他像李宗仁一样在建国之后成为政协的委员，不随蒋介石逃往台湾，那么，关于这场战争盖棺定论的叙说是不是会改写呢？

 

猫儿山：铭记着一代人产业报国的理想。

 

我和杨致昌攀登猫儿山所经过的“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科学研究院，1970年从北京搬迁到桂林，1999年桂林电科所并入中央大型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这里寄托了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的，五、六十年代一批从一线城市转移到三线城市的产业报国者的理想。院子里面，桂树成排形成枝繁叶茂的走廊，使这个朴实无华的院子显得庭院深深。一些厂房大多是有些是七八十年代盖起来的，有些墙面更斑驳的建筑则可能年代更久远，黄色的外墙与绿色的树，红色的花掩映着。

 

咋一看，很难将这个院子与“天宫一号”关联起来，但它却是与我国的航天事业相关。2011年11月4日凌晨，“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器实现刚性连接。其中，承担几个部位核心材料的研发就是由“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承担的。“猫儿山”与它脚下的科研人员一样低调、默默无闻，如果我们把猫儿山下的科研人员承载的国家使命，及所做的事业与“天宫一号”相关联，那么，我们用“伟大”两个字来赞扬猫儿山脚下的这批科研人员并不为过。

 

1988年桂林国家高新区在七星区成立，60年之后，从北京下来的那批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报国梦想在猫儿山下得到延伸。穿过丛林，绕过壑沟，跨过横亘的大树，我们站到了猫儿山的山腰，眼前是漓江东岸一排排老得房子，再往东，望见建干路，工地上拔地而起的楼群的轮廓已经呈现出来，我们试图分辨中海、联发、冠城、冠泰几家公司的地块。我们从尧山的传说，到抗战热土和产业报国的那代人，再到脚下的高科技产业园和头顶的“天宫一号”，感觉斗转星移，历史车轮滚滚。

 

1991年3月，桂林国家高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央配套政策与制度为猫儿山筑巢引凤。从桂林的十二五规划定位来看，七星区是一个高科技板块，相当于深圳的南山区，而猫儿山片区在整个区域板块中的功能定位，则有些类似于深圳的前海、后海，相当于硅谷的“后院”。我认为猫儿山在价值的传播上，应该佩戴科技的元素。以地理符号形式出现在媒体和产业中的“猫儿山”，知名度虽不及加州“硅谷”，也不及武汉的光谷，深圳的南硅谷，上海的张江高科。从“硅谷”到“张江高科”，就是现代派的建筑与各种创新元素共同托起一个区域板块的价值。未来的猫儿山亦然。

没有人救得了绿城！

他山

 

提笔写这篇文章源于一条微博。“图腾镜”转发的：“此前，阿里巴巴马云组织了近60人看房团,92折购买三处绿城的楼盘。现时，孙宏斌又频见绿城宋卫平，孙带大笔资金急救宋，商讨合作，绿城多渠道求解资金难题，绿城请挺住!”

 

之前，关于绿城资金链出问题的消息不绝于耳，同时，网上就绿城问题衍生出80%的开发商陷入资金困境即将“死去”的论调。不少人对绿城问题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小企业也是生态产业链上重要一环，会死不会绝。20亿年前，恐龙死了，苍蝇却活下来，然后有了兔子，才有狼和老虎、大象。如果我们把政府调控比作一场灾难（不恰当，但不少开发商眼里却确实如此），苍蝇和兔子的成活率比恐龙要大N多倍。

 

无疑，“图腾镜”是力挺绿城及大部分中小开发商的。但我认为，停留在口头的“挺”对绿城来说毫无意义，无异于给绿城老板宋卫平画饼充饥！真正的“挺”应该是去买绿城的房子，这些“挺”绿城及大部分中小开发商的人们，你们买房或准备去买吗？你们动员或准备动员你的老板，你的大客户去买他们的房子了吗？

 

网上和报纸上最新流传的“孙宏斌急救宋卫平？”，在我看来，孙宏斌不排除乘人之危，借机去捡便宜，捞实惠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孙宏斌比一般人更懂得把对方的危机当做谈判的“筹码”。孙宏斌有过为了生存被迫“贱卖”的经历，他对自己在市场上的愤青行为负责，向宏观调控付出过昂贵的学费。2003年，孙宏斌执掌的顺驰在高负债情况下，在全国许多一二线城市大手笔拿地，快速、激进地扩张。绿地近两年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在全国高负载拿地和扩张模式，与2003年的顺驰有诸多多相似之处。

 

孙宏斌2006年的故事，5年之后又在宋卫平身上重演。中国的这种市场环境，从来没有前车之鉴，注定后来者必然要重蹈覆辙。孙宏斌与宋卫平的相同之处，除了都遇上资金链可能断裂问题，他们还都登上过胡润百富榜，如果宋倒下，媒体可能又会炒作胡润榜又“捧杀”一富豪了。孙宏斌与宋卫平的不相同之处在于，孙2006年贱卖顺驰那年正好43岁，正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年龄。而宋卫平今年53岁，如果绿城被贱卖，他很难东山再起了，因为年龄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关于顺驰的“拿地”和“扩张”，王石2003年曾在公开场合指出，顺驰是一种破坏行业竞争规则的害群之马。一些在土地拍卖场上曾被顺驰盖过风头的大开发商，确实有“诛之而后快”的心态。2006年9月5日，孙宏斌终于“挺”不住资金的压力，将顺驰贱卖给香港的路劲基建，顺驰贱卖许多人拍手称快。今天绿城也面临2006年顺驰同样的问题，有位很风光官方经济学家不久前放言：即便绿城死了，我们也不会回到山洞去居住！这是典型站着说话不腰疼。

 

死过一次无非重头再来。2006年孙宏斌把顺驰贱卖给路劲基建，现在成为融创老板的孙宏斌已经翻手为云，具备再贱买绿城的可能。如果孙宏斌果真出援手援救宋卫平，那么今天的他，可能想向媒体和当年嘲讽他的王石们证明自己不是害群之马，是房地产行业的救世主！但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孙宏斌过去不是雷锋，现在也不是陈光标，孙注定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商人。在今天这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之下，大部分开发商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谁去救谁？谁又能救谁？马云也好，孙宏斌也好，都救不了宋卫平。宋卫平不过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悦悦”，唯一可能救他的是一个拾垃圾的，离天堂不远的老奶奶。

 

11月浙商跑路潮在延续，温州“芙蓉山庄”大股东刘加顺跑路了，浙商的跑路潮对宋卫平一定会有很大影响。我猜想，现在的宋卫平可能在逃兵与烈士之间徘徊，如果像其他浙商一样当个逃兵，他在海外隐姓埋名，或许能苟且偷生，而留在国内“挺住”，即便不被千刀万剐，也会被唾沫淹没，宋可能成为中国房地产史上的烈士。我们的社会对开发商的包容心态太少。大家为什么能容忍金融制度的缺陷，而把高房价的责任全推到开发商身上？我认为，不少为资金压力所困的开发商跑路，完全是这种社会环境逼的！

 

对于对绿城“痛打落水狗”的这些人，我想反问：如果宋卫平的绿城死了，你们的好日子还能走多远？如果绿城死了，无非是又多了一起“小悦悦事件”，一条平凡的生命离开而已！如果绿城死了，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还会有无数个绿城再生出来，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一旦被人糟蹋了，即便还有打造绿城的人不断出现，可能再也没有再打造绿城的地了。我建议：珍惜和尊重每一个为我们的城市建设做出过贡献的企业，不管它有大，多小，它都是一条生命，即便它已经不适合这个市场，我们也应该让它有尊严地离开！

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能拿二三十万年薪?

 

他山

 

核心提示：中国的农民不能拿高年薪？在房地产行业，商业地产领域一个总监职位，二十至八十万年薪，大家觉得很平常，证券、金融行业年薪更高，大家能接受这些行业的年薪标准，却不能相信农民一年挣二三十万元？在这些质疑者的潜意思里，“农民”的含义就是“廉价劳动力”，“种地”与“贫困”是一个近义词。农民劳动力活该是廉价的？这是什么样的价值逻辑？

 

 

10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央视记者采访黑龙江宝泉岭梧桐河农场农民刘贵夫，刘表示种500亩地，一年轻松收入二三十万，像这样的农民在黑龙江垦区属于一般水平。”就一个农民“二三十万的年薪”，即引起广泛争议：

 

10月8日晚上，凤凰网的“锵锵杂谈”里冒出一个“维扬卧龙”的网友发表《500亩地轻松收入30万，又忽悠上了？》；接下来，新华网的发展论坛里发表一篇《多少农民种地一年能挣20万：央视用事实开玩笑？》的网文。天涯论坛的网友说：“这老农，牛皮吹得杠杠的！”；更有网友戏说“央视吹牛不上税！”

 

如果说网友的语言中含有愤青的元素，那么，《新京报》10月9日发表评论说“‘一年二三十万’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发生的‘特殊’的故事，既没有代表性，也没有可复制性！”，则代表广大中国读者对“二三十万年薪农民”提出了普遍怀疑。在日本，一个农民年收入约765万日元，高于在东京银座写字楼里上班的普通白领很正常（日本空中小姐年薪约为655万日元) 。在中国，一个农民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种田，一年能挣二三十万，大家为什么感到不可思议？

 

一、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能拿二三十万年薪？

 

中国农民的宿命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只能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农民获得更高利润？中国的农民不能拿高年薪？在房地产行业，商业地产领域一个总监职位，二十至八十万年薪，大家觉得很平常，证券、金融行业年薪更高，大家能接受这些行业的年薪标准，却不能相信农民一年挣二三十万元？我认为，在这些质疑者的潜意思里，“农民”的含义就是“廉价劳动力”，“种地”与“贫困”是一个近义词。农民劳动力活该是廉价的？这是什么样的价值逻辑？

 

关于农民形象，我们小学教科书里鲁迅先生《故乡》中的闰土，把农民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闰土形象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一代人对中国农民的认知；关于中国农民命运，叶圣陶创的《多收了三五斗》，把“旧毡帽朋友”面对丰收悖论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9月29日，新华社发表评论《为“八连增”叫好》，为中国农业连续八年丰收鼓与呼，刘贵夫不是闰土，更不是“旧毡帽朋友”，今年我国农业大获丰收，刘贵夫获得高收入是情理之中的事，有什么质疑的理由？

 

刘贵夫是一个靠自己的双手种田的农民，会不会唱红歌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一个地道的“农二代”或者“农三代”，他与代表旧中国农民形象的“闰土”、“旧毡帽朋友”本质上有区别，我认为，刘贵夫面对央视记者，轻松地说出“二三十万年薪”，体现的是中国新一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在过去的中国，一份耕耘没有一份收获的日子太漫长，漫长的贫困让从农村走出的我们心里的农民被“闰土”了，被“旧毡帽”化了！

 

刘贵夫之所以不怕“露富”，是因为他“二三十万年薪”与被媒体曝光的“富二代”、“官二代”财富的来源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是靠双手劳动获得收入，而不是靠“拼爹”榨取财富，他的行为不可笑，更不可耻，所以他面对央视记者，说话坦坦荡荡，毫无粉饰。我们可以去质疑“富二代”和“官二代”的高薪的合理性、合法性，可以支持“占领华尔街”的游行，反对金融霸权主义者的高薪。可是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态去质问、去怀疑一个中国农民的仅仅二三十万人民币的正当收入？

 

二、科学管理，规模化耕种能解决土地效率和农民收入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在《经济命脉系三农》谈到：日本和韩国都面对人多田少得资源约束，两国大米基本依赖自给，很少进口，它们在农作物结构上推进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国际上现存资源，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我认为，中国与日韩的在人口和土地资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借鉴日韩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通过生态种植和科学管理来解决土地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不是太困难的事。

 

7月5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中外对话”的网站上，发表《生态农业可保障粮食安全》一文，蒋谈到：2007年，他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从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承包耕地进行科学实验，在村里最差的低产田里，采用生态学办法，严格不采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养殖场里的鸡猪粪被添加剂污染)、农膜、转基因技术。经过5年实验，实现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土地效率是可以通过生态学方法、规模化耕种来提高的；二是教农民一套科学的种植方法，通过技术培训，提升他们的科学种植水平，或者以公司的形式集体流转土地，规模化耕种，并把流转土地的农民升级为产业工人，是可以解决土地效率和农民收入问题的。以日韩等国农业发展经验来看，中国依此效仿，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0月18日，中国食品科技网上刊出《粮食价格走出危机，未来10年谷物还将上涨20％》这样一篇文章，文中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粮食价格将继续不稳定。该组织一项研究显示，未来十年，谷物的价格预计还将上涨20％……”，在这种国际粮食价格背景之下，在中央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加大对种地农民补贴力度的政策环境下，我认为，“二三十万年薪”是当代中国农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标志，而不是什么神话，更不是“牛皮吹得杠杠的！”。

 

三、公司集约化运营土地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日本耕地少，人口多，人地矛盾紧张，是典型的小农制模式，为促进土地自由流转和扩大经营规模，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在此背景下，农民进城,，农田抛荒，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鼓励农户向企业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由小农经济向“农业规模经济 ”转变，从而使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引自《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的经验与借鉴》（史卫明，《经济纵横》09年第7期》）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曾在日本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胡霞在《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里谈到，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真正的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规模化。2008年被《农民日报》数为典型的湖北农民侯安杰，2009年被湖南省委树为农村土地流转的典型长沙县圣毅园农庄，包括今年10月7日央视报道的刘贵夫，北大光华区域可持续发展丛书《河南漯河农村产业化研究》谈到的村集体经济合作土地流转盘活农业，都可归纳为“承包大户”或“合作社”模式。

 

“承包大户”和“合作社”模式是《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里总结的的日本模式，它固然能提高土地效率，但日本农业现代化，局限于土地规模小，而导致机械作业缺乏效率，成本依然很高，结果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如果由胡霞的观点来推论，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农业规模化是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有效方法，而农产品价格在CPI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农业规模化是控制CPI的有效路径。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相比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上市公司，但总比例太小，在资本市场上农业行业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严重不吻合。

 

从我国正在探索的以“公司”为载体流转土地运营土地的案例及以公司形式规模化种植的案例来看，“公司”比“承包大户”、“合作社”更有优势。我在《“土地流转”求解》中谈到的“康华模式”就是“公司”流转土地，再机械化、产业化运营的一个典型。9月27日，新华社发布《“北大仓”粮食产量有望突破1150亿斤现》报道的是在规模化种植的一个农业行业的榜样。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公司集约化流转、运营土地的优势，它应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又见“大盘运动”

 

他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离开内地到南方沿海城市打工，坐在大巴上，看到的建筑工地，一个接一个地排布着，搅拌车、三轮车、泥头车、大货车，各种车辆来来往往，激动不已。在这秩序与混乱相互交融的场景里，在烈日的暴晒下，所有的路面尘土飞扬，所有的建设者挥汗如雨，工地上绽放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创业激情。

 

这些场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生动的景象之一，“大工地”被形象地称为“大盘”，“大盘运动”则是对城市化进程中“重大项目”的一个精准概括。在一个城市的高速成长期，“大盘运动”无疑是它扩张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大盘运动”，可能没有“深圳速度”、“华南板块”这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重要的标签和符号，它承载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家战略。

                                             

在规划版图上，“大盘运动”清晰地勾勒出了工业文明背景下，现代化都市像音符一样跳跃和延展的轮廓。大盘不仅靠规模给城市带来震撼，更重要的是它带给城市一个美好的心理预期。当年工地中的那些“大盘”，像华南板块的碧桂园，位于珠江入海口西岸的桃源居，这些几百万平米的大社区，当时它们的开工就是一个城市“大盘运动”序幕拉开的标志。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南方沿海城市的那些建筑工地已演变成为今天的摩天大楼和花园式小区构筑的区域板块，顺理成章地称为城市的副中心，或新的城市群、新的城市经济带，它在文化上、公共行为、商业消费上的辐射力，深远地影响到一座城市的未来。

 

正因为此，一线城市的“大盘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周边及二三线城市延展），二三线城市的“大盘运动”也跃跃欲试，即便是在当前阴云密布的调控背景下，深圳东部海岸线上，像万科、合正、碧桂园、北京金融街、富力、世茂，佳兆业这些企业，依然坚定不移地以“大盘”的阵势排开工地，这个开发体量数倍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华南板块。大盘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固然是对开发商开发实力的严峻考验，但在国家层面定位的“一省一岛一市”的战略下的海南、桂林，在城市建设速度上有比深圳东部海岸线开发中更不甘落后的理由：

 

10月25日，“桂林世界旅游城”揭幕，宣告政策落实和大桂林的建设工作进入全面提速，临桂新区核心组团、临苏产业带、罗山湖体育休闲产业园、万福休闲度假旅游区等30个项目同一天开工，透过这种声势浩大的城市建设行为，我们看到“资本”和“品牌”力量在三线城市的聚合效应。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盘运动”在中国风生水起，带动了一线城市的建设，那么2011之后，像桂林这种资源型的三线城市的“大盘运动”，则会饰演未来中国城市建设史中的主角。

（刊发于11月16日《桂林晚报》）

今天退房明天后悔

 

他山

 

 

这两天我陆续接到一些咨询电话和邮件，主要询问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近期媒体疯炒上海嘉定龙湖地产售楼处的退房潮，是不是应该跟风退房？二是广州南站15宗地块挂牌，仅3块地底价成交是不是房地产行业进入冬天的信号？三是温家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说中国下调房价“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是不是动真格了？

 

关于“退房潮”，我认为这是购房者不理智、不理性的表现。如果已经签订了购房合同，不管市场如何波动，不管“专家”如何唱空，先稳住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拿着购房合同去售楼处添乱，还嫌中国楼市不乱吗？当然，这些退房这中不排除个别人受人怂恿。退一步讲，即便退房成功，套回现金，你又能确保这部分现金不被通胀逐渐吞噬？中国人习惯跟风，习惯盲从，总以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所以跟风，其实真理却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跟风的退房者，应该迅速打住！我建议蠢蠢欲动的退房者应该向香港人学习，今天退房，明天会后悔。香港人见过大风大浪，处事不慌。凡是心理素质不好，承受不了房价下跌、资产缩水的那部分人，在1997年不是跳楼就是跳海了！1997年初，香港回归的利好使港岛住宅售价攀升至高峰，但随后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让楼价跳水，也曾有许多人退房，退地，破产，跳楼。1998年中期，楼价售价开始回升；2003年初，非典再次让楼价跌入低谷，在大部分人退房，退地的时候，我们发现像和记黄埔这样的公司却在“抄底”！赢家是沉得住气的人，决不是跟风者。

 

关于广州南站地块挂牌遇冷。 11月1日，广州最大规模一场土地拍卖，挂牌出让的15宗南站地块中，仅3幅底价成交，惨淡收场。之前，已经有不少人预言，“前十年看珠江新城，后十年看广州南站商务区。”但出现的这个结果让乐观的预言者们措手不及。这是不是房地产行业进入冬天的信号，我认为这种判断非常武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决不是广州乃至广东省的开发商已经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广州本土的几家上市房企，账上也不是没钱，我认为，这是广州几大巨头开发商刻意联手弃权，让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的地方政府尝尝也无米下锅的滋味。从这种角度看，广州开发商有“罢市”和“示威”的意味，这是他们以冬眠的姿态在抗议限购与限价。

 

关于11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表示，中国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决不可有丝毫动摇”。在我的印象中，温总自05年以来，平均每年至少有两次咬牙切齿地说出降低房价。我认为，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温总的讲话，温总这话在这种场合，是讲给国际友人听。巴克莱资本研究（Barclays Capital Research）11月8日发布报告称，唱空中国楼市，不排除一些机构投资者有意而为之，像1997年的和记黄埔一样“抄底”。守住购房合同，不要轻信温总，更不要亲信洋鬼子的报告，否则，今天退房明天后悔。

用理性的名字丈量感性的城市

——走读桂林系列之六

 

他山

 

缘起

 

我在桂林生活网的论坛里了解到“八里街”的冰山一角。网友们说它很“混乱”，建议中央、地方的官员们，离开庄严神圣的会场之后，抽出宝贵的时间，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桂林的八里街来看看，最好是像康熙一样微服私访。遗憾的是微服私访仅限于电视。我纯粹是因为网友的这条建议而去八里街“看看”的，我做不了康熙，也演不了官员的替身，仅以民间意见领袖的视角，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思考而已。

 

被公安和工商联合起来，像痛打落水狗一样的“传销”事件，曾让八里街蒙羞。我认为八里街犯不着处处用“师大附中”来当自己的遮羞布，你看哪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崛起，脱离了道德、犯罪、法律的博弈？在我看来，“混乱”并不是贬义词。没有“混乱”，就没有“秩序”形成的前提。“混乱”的场面一定是活力四射！“混乱”可以解释为八里街活力四射的人流、车流、物流汇合的总称。八里街具备许多工业化城市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八里街像贾樟柯任何一部电影中，影射中国现实的一个场景，普通却个性十足。

 

■一条适合丈量城市距离的街道

 

如果深圳的“十七英里”果真像开发商在广告语中描述的“与世界保持的最佳距离”，那么，桂林的“八里街”则是一条最适合丈量城市距离的街道。我和小莫从桂林的阳桥，相当于西安的钟楼，南京的鼓楼，武汉的黄鹤楼，这种城市地标和原点的位置出发，乘坐双层观光大巴向北，一路停靠，约三十分钟到达“八里街”站。不要说北上广深，即便用这种时间尺度来衡量西安、南京、武汉，我们也能感受到桂林城市布局的玲珑，但在工作和生活节奏舒缓的桂林，三十分钟的距离尺度，桂林人置业竟感到遥远。

 

从地图上看，灵川大道像是八里街工业区的中轴线。灵川大道是中山路向北的延长线，有点像宝安大道是深圳的中轴线深南大道的延长线一样，过了南头关，名字就变了。路名的变化主观上在置业者心理上造成了无形的空间距离，仿佛在宝安置业就是被深圳边沿化，在番禺置业就是被广州边沿化，在八里街置业也被桂林边沿化一样。但我们看到，在每一轮城市的扩张运动中，边沿化永远是相对的，落在番禺的高铁站广州南站的启用，难道不是把在十年前“边沿化”的华南板块变成了广州的另一个城市的核心吗？

 

可能是八里街不在桂林经济核心的中央舞台，造成了桂林人置业的心里距离。如果我们从城市规划和发展同比的角度来观察八里街，不难发现，八里街在桂林的城市功能定位，与番禺之于广州老城区的城市定位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从八里街一路进入八里街工业区。八里街一路与灵川大道交汇处的入口，像拱门一样立着巨幅“漓水书香”的广告牌，临街楼顶耸立着更高大的“海利不锈钢管”的广告牌。这些粗糙的户外广告牌，顺着某某路往里走，一些以繁体字做招牌的门店，故意来体现文化功底的产品说明书，或菜单，这与南方许多三来一补产业的城镇，和一些城市工业革命初期的景象完全一样。

 

一边走，小莫一边介绍说，如果是在晴天到这里，宽阔的公路上便灰尘滚滚。还好，我们选择走读八里街的这一天，秋雨霏霏，雨把尘土压到路面，形成泥淋或潮湿的土层覆盖在路面。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深圳，以及广州的华南板块满眼都是这种景象：泥头车、三轮车、农用车、皮卡、货车、摩托车和自行车，还有卖水果的板车，共同行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这里似乎没有交通规则，十字路口的红灯也非常稀有，整个路面上看起来非常“混乱”，但这条路上五花八门的车的品种，暗示着这个街区参差不齐的人群，以及不可低估的财富创造力和旺盛的产业繁殖力。

 

■一个被房地产业救赎的工业园

 

据灵川县政府网站资料，八里街的全称为“广西灵川八里街工业园区”，1992年由广西自治区设立的区级开发区（相当于省级），总体规划面积32平方公里。这个时间正是中国的经济开发区、保税区从沿海到内地，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各类开发区在全国遍地开花。20年后，我们回头来看，某些开发区的历史使命是完成圈地、圈钱、圈政策的“三圈”功能，承担改革开放的先驱，成为城市和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GDP做过重要贡献的开发区占少数，失败的总是占大多数。当我们把这笔代价计入了改革的成本的时候，仿佛心安理得了，因为每一场不知胜负的战役背后，总需要烈士。

 

我认真看了规划图上八里街五纵五横的版块布局。园区规划根据以现代制造业为主，商贸、物流、房地产为辅，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功能定位，分为东部建成区、西部物流、中南和中北产业四个组团。《桂林市工业园区（集中区）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八里街工业园区的发展定位为桂林高新技术产业配套和产业转移基地；城北仓储商贸物流中心；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要落实这些规划定位，就需要大力的招商引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全国的开发区一起“拼”优惠土地、优惠税收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在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从过境的条件下，八里街又能凭什么资本能吸引外企落户？

 

工业园的那些招商工作人员，怎么也没有想到，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近五六年，计划中的“商”没有招到，一伙“传销”分子却乘虚而入，八里街成为“传销”的灾区。尽管不招自来的这伙人已经被公安和工商打掉，但还是八里街的“开发区”形象上蒙上一层阴影。顺着八里街一路，我在八里街走过川东一路、二路、三路，四路，见到“无极限中草药工作室”、“专业电焊氧割”、“车元素养车坊”之类的小型作坊式的企业外，没见到大型厂房。另外，园区内物业的格局，一部分五六层高的商品住宅，或农民房，还一部分是正在施工的高层商品房。

 

园区内有未竣工的公路，未竣工的房子。我们看到一个以联排和别墅产品集中的“三金庄园”社区，没见业主出入，好多栋都空着，野草横行。一个没有钟的钟楼屹立在小区的入口，像橱窗里穿着名牌服饰的没有灵魂的模具摆在那里，深秋的毛毛雨中，含着一些凄迷，一点无所适从和一丝茫然若失。在“漓江明珠”的售楼处背后，是规划中尚未开工的市政广场上，枯黄的草地一直延伸到漓江岸边，一岁一枯荣，重复着八里街的欲望，在我看来，八里街片区仿佛是一个欲望不断，梦想不死，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工地。

 

三金庄园往北，往西，几百米，商铺、商店的人气逐渐旺起来，我们看到十几个在建的地产项目，包围着“广西师大附中”。师大附中已成为八里街众多楼盘的销售的卖点。教育资源的稀缺造就了市民到八里街置业的万有引力。但可以想象，八里街规划中的产业没有如期而至，假如没有开发商进驻，这里也许像中国内地许多失败的开发区一样，杂草众生，一片荒芜，“广西师大附中”或将屹立在空旷的工业园中央。八里街的现实离纸上的“规划”有多远，烟雨朦胧，但我基本能判断，八里街是一个被房地产行业救的救赎的工业园。

 

■一个做汽车生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从八里街五路出来，兜一圈，穿过八荣社区，回到灵川大道，对面街道拉着“富桥综合市场”的大横幅。用脚步丈量,绕八里街半圈，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靠灵川大道南侧的雷克萨斯专营店橘黄色的灯光亮起来，投射在门口的汽车上，玻璃与光影形成一片光怪陆离的想象空间。我和小莫沿着灵川大道又北行，是“桂林启航世界名车馆”，卡迪拉克、奔驰、宝马、奥迪、丰田、广本的LOGO高高挂在橱窗上檐。马路对面是一字排开的“永业汽车城”，往前，一排挖土机车一直排到加油站门口，再往前，桂林绕城高速的导示牌附近，“比亚迪汽车店”、“大西南汽车城”等接近1公里的汽车门店和4S店。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与“大西南汽车城”一路之隔的“桂林农产品批发市场”。这是桂林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市场，2002年06月10日的《广西日报》以《桂林八里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纪实》为题重点报道过这个建筑总面积达7.5万平方米的市场，6066平方米的双温库、7686平方米高7层的综合楼，市场规模堪称当时广西同类专业市场之最。我们走近发现，它已经名不副其实了。它的里面摆满农用汽车、工程汽车、大货车。这些车不是来拉农产品的，这些车是展销的商品。

 

为什么10年前广西政府列为“菜篮子“重点流通工程的项目，号称一艘交易农副产品的“航空母舰”的功能完全转变了呢。《广西日报》在报道中说，“在市场建设期间，公司就派出人员赴武汉、青岛、深圳等全国排名20位前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考察学习，同时作好引进各地时令产品前期工作。”现在看来，这个10年前规划建设的这个市场是一个最大的形象工程，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盲目模仿跟风的遗产。当它借助桂林环城高速的地利优势，顺势演变为一个专业的汽车展场的时候，让我们发现了八里街工业区以北，向一个汽车城转型的欲望与想象。

 

这是一个合理的想象。如我们从产业的高度来俯视现代的虎门，它就是珠三角一个服装批发符号，而后街是中国一个独具特色的家具城符号，北京、上海的开发商宁愿舍近求远，不远千里到后街选购样板房的家具。再来看八里街，桂林农批市场的车展面积，约是天津滨海国际汽车城2.8万平米建面的3倍，如果再加上桂林城北现代物流配送中心74.8万平方米建面，就远超建面16万平米的杭州汽车城。如果以八里街汽车销售展销的面积，给八里街贴上“汽车城”的标签，与柳州制造业共同形成一条桂柳的产业链走廊，那八里街会贡献怎样的城市价值？

质疑是为了更好地相信！

他山

 

互联网是一个民意的集散地，在这里能感受到大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绪。10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央视记者采访黑龙江宝泉岭梧桐河农场农民刘贵夫，刘表示种500亩地，一年轻松收入二三十万，像这样的农民在黑龙江垦区属于一般水平。”随后，围绕着“农民二三十万年薪”的可能性，来自民间最犀利的声音与字正腔圆官方论调进行了争锋相对的驳斥。真理在舆论博弈者哪一方的立场上？

 

■质疑什么

 

作为代表官方立场的央视，作为央视最受关注的新闻栏目新闻联播，10月7日播出这则关注“三农”问题的新闻后，随即引起质疑。从9月到10月关于农业的舆情来看，这则新闻应该是为2011年农业的丰收做铺垫的。9月27日，新华社发布《“北大仓”粮食产量有望突破1150亿斤现》，这家黑龙江省的大型骨干企业，被官方树立为中国农业榜样的企业隆重登场。两日后，即9月29日，新华社发表评论《为“八连增”叫好》，央视报道农民收入，与新华社为连续八年农业丰收的评论是互相衬托，相得益彰的。

 

难道央视仅仅是政府的“托儿”，宣传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能这么随便吗？网友们非常喜欢“较真”。 10月8日晚上，凤凰网的“锵锵杂谈”里冒出一个“维扬卧龙”的网友发表《500亩地轻松收入30万，又忽悠上了？》，接下来，新华网的发展论坛里发表一篇《多少农民种地一年能挣20万：央视用事实开玩笑？》的网文。天涯等论坛里的网友也不甘落后，怀疑刘贵夫作秀，质疑央视和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公信力之类的帖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与民间质疑争锋相对，官方媒体当仁不让。“新华网哈尔滨10月9日电（记者管建涛、王春雨）……带着这些质疑，新华社记者赶赴该农场调查发现，由于黑龙江垦区职工承包土地相对较多，承包职工一年赚二三十万元确实比较正常，同时随着国家对种地农民补贴力度的加大，每年拿几万元农业补贴的农户也确实存在……”《新京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像黑龙江垦区这样的地方寥寥无几，在绝大部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模式下的农民并不拥有大量土地。换句话说，‘一年二三十万’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发生的‘特殊’的故事，既没有代表性，也没有可复制性！”

 

■相信农民

 

“这老农，牛皮吹得杠杠的！”你信吗，无论你信，或者不信，事实就在那里。网友们“得理不饶人”的情绪可以理解，新华社再派记者调查，无非是做出“以事实为依据”的姿态，再一次与网友们辩解。《新京报》忍不住发声了。《新京报》流淌着南方报业的血液，敢说实话，从办报开始，它就保持着难能可贵的“亲民”特征。从《新京报》的评论来看，我认为它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网友与新华社记者“干仗”的调解人。它肯定了农民“一年二三十万”的事实，但指出这是一个“特别”的故事，不可复制。为什么不可复制？

 

我认为应该相信农民，千万不要低估农民，更不能忽视他们可能创造神话。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7月5日在“中外对话”的网站上，发表《生态农业可保障粮食安全》，其中谈到：2007年，他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从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承包耕地进行科学实验，在村里最差的低产田里，采用生态学办法，严格不采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养殖场里的鸡猪粪被添加剂污染)、农膜、转基因技术。经过5年实验，实现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教农民一套科学的种植方法，他们是完全可以实现土地增产的。10月18日，中国食品科技网上刊出《粮食价格走出危机，未来10年谷物还将上涨20％》这样一篇文章，文中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粮食价格将继续不稳定。该组织一项研究显示，未来十年，谷物的价格预计还将上涨20％……”，在这种粮食价格的国际背景之下，在中央不断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环境下，以“土地增产”为前提条件，农民的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根本不是什么神话，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相信农业

 

相信农民，更要相信农业。我们回顾一下当前房地产行业，商业地产领域一个招商经理职位，以二十至八十万的年薪挖人，大家觉得很平常。证券、金融行业的甚至更高，大家也能理解这种收入标准，我没有看到有人跳出来跟新华社记者去辩论，而一个农民靠自己的双手，不小心当央视记者说出了一年收入二三十万的事情，许多人就不能接受了？我们为什么能理解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高收入，而不能相信农民一年创造二三十万的价值呢？农民劳动力活该是廉价的吗？这是什么样的价值逻辑？

 

有一些让我们相信农业的理由，10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3季度红黑榜：化工农牧超预期，机械房产成重灾区》，文章透露：截止10月12日，沪深35家公司发布二次业绩修正预告，18家大幅向上增幅，农林牧渔业最抢眼（民和股份、华英农业、益生股份、新五丰），房地产是重灾区。这难道不是暗示我们关注农业的一条充分的理由么？在农业类上市公司相比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比例太小。近几年来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是专门针对农业，而在资本市场上农业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吻合。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蓝海”。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1万亿斤粮食，够吃了吗？》。文章与9月29日新华社评论《为“八连增”叫好》视角不同，文中谈到：“1万亿斤，值得欣喜，但绝不能盲目乐观。面对‘八连增’的好形势，仍需保持清醒头脑，继续把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供给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坚持政策、科技、投入、市场齐头并进……”再回到文章开头的质疑，如果把网友的动机拔到一定高度，那他就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以农民收入为契机，担心我们国家粮食安全。质疑，是为了更好地相信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农业，以及我们不断扩张着的农村产业化。

谁在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他山

 

 核心提示：某些主流媒体以“高楼”为主体来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广大农村来说不过是黄粱美梦。“高楼”的梦想不过是暗示了发行过量的人民币以房地产为载体，在洗劫大部分大中城市中产阶级的钱包之后，再去“惠”及中国打着“建设中国新农村”的旗帜去掠夺产业链源头的农业资源，以及离开土地后，留守儿童家长的利益。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20年前，彭丽媛用靓丽的歌喉唱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村生活的美好蓝图，20年后的公元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后梁鸿在她的著作《中国在梁庄》里描绘了今天中国农村惊心动魄的生活场景，及当代农民在城市与乡村间讨生活的尴尬现实。如今，彭丽媛已经悄然退出歌坛，曾经飘荡在中国农村上空满怀激情的歌声已经被“我要飞的更高”之类的，竭斯底里的呐喊声所取代。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希望的田野上》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

 

■被误读的新农村

 

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2011年9月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显然，这是政府对外统一口径的中国新农村形象。从宣传片的画面来看，“高楼”和“厂房”是被宣传的主体，没有农村本来应该有的“炊烟”、“ 小河”、“高粱”、“荷塘”，俨然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2011年10月8日，新华网发布了江苏华西村简介、60层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及华西村“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文字内容是华西村GDP历年的增长。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华西村就这样作为了中国农村的“榜样”，被作为地方的一项政绩工程拿出来推广与宣传。

 

他山认为媒体对“新农村”宣传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工业化创造的GDP看起来是考量华西村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农业、农田、农民为前提的考量。所以我认为，华西村“高楼”只是房地产崛起的标志，而不是农业崛起和农民致富的象征。强调一栋“高楼”，这是要说明中国城市房地产调控目标的实现，抑或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重心已由中国的一线城市向农村转移了？媒体对华西村的成长价值的提炼时，忽略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这一核心推广价值。

 

2007年0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而2010年1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以《25亿自有资金打造中国第8高楼》报道华西村指出：“村民们进入华西村开设的工厂里，和2万多外来打工者一同竞争上岗，平均月收入约为1000多元。而一些年龄较大的村民，则无法进入工厂工作，失去土地后，他们的生活处境更是艰难！”

 

■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

 

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帐。我相信，农民离开土地一定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没有一个人愿意抛妻离子背井离乡。198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让他们“既来之则安之”!2011年8月16日，《新京报》以《北京近3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强拆》报道了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农民工子女。说拆就拆了，只因他们的父母是“建筑工人”、“民工”、“保姆”或其他身份，“北京欢迎您”却与他们却无关，孩子上学都无法保障，就不要说医保、社保、选举了。

 

农民对土地投入的负回报让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变得心灰意冷，而离开土地之后的农民，在土地与城市之间尴尬地漂泊，他们有农民身份，却不在土地上，没人保障他们的利益。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强拆后，有人开玩笑解读温总理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前提条件是在户口所在地！进入城市，虽然有了“打工者”的称号，每一个城市也有“打工者之家”，但那不能住宿，更谈不上归宿，他们仍然不是城市市民，遥远的户口本像风筝线一样牵引着他们的身份。

 

我认为，在当前“温跑跑”、“深跑跑”接踵出现的经济背景下，某些主流媒体以“高楼”为主体来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真正像梁鸿所写的《中国在梁庄》中的更广大农村来说不过是黄粱美梦。“高楼”的梦想不过是暗示了发行过量的人民币以房地产为载体，在洗劫大部分大中城市中产阶级的钱包之后，再去“惠”及中国打着“建设中国新农村”的旗帜去掠夺产业链源头的农业资源，以及离开土地后，留守儿童家长的利益。

 

■从农民到产业工人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从20年前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到20年后宋祖英的《好日子》，从MTV的选取的画面来看，都是以农民题材为主，应该说，中国的歌声一直都惦记着农民，包括去年春晚上隆重推出的农民工兄弟旭日阳刚，让农民工兄弟发声，可以理解为对中央政府最近连续几年把“三农”问题列为第一号文件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但是，能够留在北京，像彭丽媛、宋祖英一样，成为旭日阳刚的歌手毕竟只有一个，嘹亮的歌声不能改变广大农民兄弟的命运，不能解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和赵晨鸣在《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里提出核心问题。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带，不知道是土地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抛弃了土地。9月8日，我写过一篇《“土地流转”求解》，在提问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思索我们执行层面上问题的时候，举例谈到不改变农田的权属及用途，一家一户的农民的土地承包下来，让农民可安心出外打工的“康华模式”； 10月13日，我又写过一篇《从“土地流转”看中国农业的曙光》，从产业链的角度来思考农民利益。

 

关于改变农民命运，我不主张简单地像华西村一样把农村变为城市，《21世纪经济报道》在《25亿自有资金打造中国第8高楼》一文中已经回答，把农村变为城市，能彻底改变农村，却不能彻底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村就是农村，它的根本性质是生产粮食，而不是工业制品。当农村像华西村一样遍地厂房和高楼时，农村消失了！写到这里，我在思考“土地流转”的时候，忽然冒出一个设想，“土地流转” 能否像建开发区一样，将一个农业县（市）集体“土地流转”，在保证不把“耕地”变“工地”的前提下，把农民集体转业为产业工人，以公司的模式，像一个农业经济特区一样来种植原粮和出产农产品呢！

去年的贺岁片中，有一部电影叫《十月围城》，它不是纯粹的历史剧，我认为，与其说该剧叙述的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场景，不如说它在借古讽今。如果片名来概括现在“兵荒马乱”的楼市我看恰如其分。

 

2011年初以来，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限价”到“限购”，严厉的调控已使房地产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9月底，浙江最强的房企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和《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假如房子卖不掉，会考虑卖项目，最坏情况下降价 卖完房不做房地产！”这与08年意气风发地宣布绿城战略时的情景已判若两人。

 

接下来十一黄金周期间，国内20个主要城市10月首7天的平均成交量同比上年下跌36%。截至10日中午，港股雅居乐报5.14港元，下跌14.33%，相比其他内房股深度领跌；同日恒大地产跌6.59%，绿城中国跌5.79%，中渝置地跌5.43%，龙湖地产跌5.28%，中海外跌5.21%，华润置地跌4.73%。

 

从国际形势来看，“占领华尔街”已由地区事件演变为全球事件，暗示全球经济衰退边沿，再看国内，中国政府处于救市与否的煎熬，08年救市，在迎来欧美国家的赞扬声之后，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和热钱大量涌入，国内一片通胀，飞扬跋扈的GDP让受伤的中产阶级怨声载道。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中国房地产在“水”边行走，一边是潮水，一边是火焰。在这种政策环境、市场行情之下，绝大部分开发商放缓自己的开发销售节奏，有的甚至主动降价。房地产的上下游，不少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如温州出现“温跑跑”。 制造业伺伏在房地产业的下游，如果制造业开始“温跑跑”，那么这不仅是制造业资金链出现问题的信号，更是在给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警钟。

 

而在这种“兵荒马乱”的行情下，10月15日上午，位于桂林的楼盘万象·芭堤雅封顶暨开盘。十一黄金周，我们已看到开盘的先烈，选择逆“市”开盘，是想步光荣地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烈士”，还是想逆势突围？破釜沉舟，不管成功与否，我认为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需要莫大的勇气，这里我有几点质疑：

 

第一、十月开盘，你有多大的底气和实力？第二、十月开盘给政府传达什么信号？你是要暗示房地产能继续承担“支柱产业”的重任，还能像08年一样拉动GDP，拯救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于水火之中？第三、向一线城市暗示二三线城市的投资机会？我认为当前开发商要把握房地产市场的脉搏，更要揣摩中央政府的意图。揣摩政策趋向比把握市场脉搏更重要。十月开盘，我认为不是一般的“把握”、“揣摩”，也不能用简单的“底气”、“实力”来概括。逆市相逢勇者胜。

激情岁月的怀想与憧憬

——走读桂林系列之五

 

他山

 

走读缘起

“瓦窑”的知名度在桂林不低于“三里店”。我曾猜测，“瓦窑”名字的来历，是不是早些年这里有一个窑厂，因为出产一些闻名方圆十里的青瓷而得名呢？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瓦窑”与瓷器产业的发展风马牛不相及。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翩翩》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如果把蒲松龄笔下文言文的“瓦窑”翻译成白话文，它的含义相当于今天的“红灯区”。“瓦窑”不是窑，今天的“瓦窑”是桂林的一个商圈，“瓦窑”对桂林人而言，就像北京人谈到“秀水街”，武汉人谈到“汉正街”，深圳人提到“老东门”一样，让人联想到一个熙熙攘攘的场景，一段热火朝天的岁月。

 

七十年瓦窑：恍若隔世的两个场景

 

乐群路一带是“瓦窑”的核心区域。这一代临街的建筑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依山盖起来的，上面是住宅，底层是由住宅改造而成的商铺，餐厅、鞋店、服装店、摩托车店顺路排开，有些鞋店干脆把铺面摆到人行道上来了。土生土长的桂林人杨玮勋一路上向我介绍一些遗迹和典故，我们在乐群路的小广场，看到一个“中央公园”，中间的植被已经裸露出来，沿路边是一些藤廊花架，一些中老年人坐在里面的长凳上，有的在抿嘴微笑，有的倚在栏杆上似睡非睡，有一位立在空地中央的位置练太极拳。这情景，有点接近陶渊明描绘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空间。

 

熟悉“瓦窑”的桂林朋友告诉我，乐群路的小广场，是老桂林人文化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个场所，不少退休的老年人喜欢自发在这里进行表演，有唱戏的，也有唱湘桂流行的民间小调唱的，也有拉二胡的，拉的也是湘桂流行的民间曲调，及一些六、七十年代的流行的老歌。这一带的文化氛围与阳桥一带不一样。阳桥附近集中了一些“流浪歌手”，歌手拿一把吉他，发型飘逸，唱着流行歌，其面前摆放一个盒子，里面放些零钱，也暗示走路经过的游人随意丢些钱里面，商业行为浓厚。乐群路的表演纯属市民的“自娱”，他们唱着地方特色的老歌，在不经意间，把不太久远的，属于桂林的独特的民俗文化演绎的有滋有味。

 

时间往前上溯到70年前。桂柳战役中，战死的已经战死，逃亡的已经逃亡，桂林被日军攻陷后，“瓦窑”乐群路的李子园曾是日军的一个慰安所。家住瓦窑路二巷的87岁的老人廖政曾在向《桂林日报》记者讲述他邻居的两个女孩由于家境穷苦，没能逃走，陷入日军魔掌时，老人老泪纵横。对于经历过该战火的幸存者，或者受害者而言，“瓦窑”曾是他们的噩梦，“瓦窑”见证和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民族的一段屈辱。在我看来，在“国际旅游城”背景下的新一轮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无论是城市配套还是商业集群功能的布局上，不妨留存一些战时的遗迹，哪怕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它或将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成为了未来现代化都市中，我们梳理历史和文脉的一个注脚。

 

亿元村：怀念一个城市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查阅了历年的《桂林年鉴》。“瓦窑”的商业历史应该是从1958年开始，其中，我看到1958年9月8日，桂林市工、农、商、学、兵五万人参加瓦窑工业区开工典礼的大会会场的黑白照片，从照片上看，现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有一张照片是1958年桂林市委第一书记阮庆、市长魏凌风为瓦窑工业区破土动工时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上的标语是“一人一簸箕，赛过推土机”。我没有找到早年“瓦窑工业区规划”的资料及更多桂林建城初期经济布局的文字，但从桂林全市为建设瓦窑工业区而义务劳动的场景，大致可以推测瓦窑在当时桂林经济建设中独特的地位。

 

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努力奋战着，打倒土豪和分完天地之后的桂林亦不例外，从1958年桂林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的参与瓦窑工业区动工的新闻，我可以判断，当时的瓦窑工业区寄托了那个时代依托“工业”来振兴桂林的政治希望。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轮城市建设，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凭的完全是热情、激情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那是在摆脱苏联经济上的“遏制”之后，自力更生的一副生动情景。当时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稀缺，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民族从“农耕经济”跃上“工业经济”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国际上“挺起腰杆”做人时自豪和激动的场面。

 

1995年12月30日《桂林日报》以《郊区出现3个亿元村》为题报道称：“今年，郊区穿山乡穿山村委会、安新村委会、柘木镇同心村委会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均突破亿元大关，成为全市第一批响当当的‘亿元村’。”瓦窑所属的行政区域在柘木镇同心村委会。从1958年的“瓦窑工业区”到1995年柘木镇首次出现“亿元村”，这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瓦窑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性机遇的一个标志。“亿元村”也是桂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道分水岭，它在“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同时，瓦窑由“农村”一跃而成为“城市”。 我认为，今天的“瓦窑”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简单的地域和商圈的概念，它不折不扣地见证了桂林从“大炼钢铁”年代到“大锅饭瓦解”时代，再到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的成长过程。

 

批发市场：一个商圈，一组业态，和一个版块升级的思考

 

上世纪九十年代，桂林南郊柘木镇同心村委会，即瓦窑出现的“亿元村”，是瓦窑经济鼎盛时期挥之不去的一段记忆。查阅《桂林年鉴》，其实能发现，在21世纪，在“全民招商引资”的氛围下，桂林市政府做过引进外资，试图改变瓦窑经济结构的一些尝试。2003年9月30日开业的“海底世界”，是马来西亚建荣公司投资兴建的集观赏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身旅游项目，项目位于“瓦窑”范围，杨玮勋跟我介绍，该项目已关闭。从该项目功能来看，应该是类是与迪士尼的，从开发时间来看，它早于香港的迪士尼，更早与上海的迪士尼，上海仅以“迪士尼”的概念就让远离城区的几块土地价格飙升，为地方财政带来滚滚利益，“海底世界”是规划超前、选址失误，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一个国际性旅游城市的旅游项目出征未捷身先死？

 

1994年1月9日，位于瓦窑工业区中心地段，占地近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第一期工程共建成单层经济交易门面800多间(套)，当时国内最大的旅游工艺品市场——桂林国际旅游商品批发城开业。《桂林日报》的报道称：“一期工程从奠基破土到招商承租到正式完工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 批发城800多间门面已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承租一空，其中多为个体经营者，亦有港、台商客加盟”。现在百度该商城显示的是“占地100余亩，集产品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我和杨玮勋从乐群路口桂林国际旅游商品批发城得正门进入，其功能定位类似于东莞虎门富民商贸城、黄河商贸城、广州的白马商城，但这里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熙熙攘攘的场面，只是偶尔有电瓶单车从里面载货插肩而过。

 

里面分A、B、C、D座。我们进去看了二楼、三楼的百货、珠宝、玉器、奇石店等一些商铺，顾客稀缺，在北斗商区对面的“德天电器城”顾客更少。为什么该批发市场的人流与其知名度不不成正比？我与本地一位商铺老板交流时，他说：“柳州和衡阳的加工业很发达，一些客户进货直接去了柳州或衡阳，批发时尚的产品，有些直接去了广州，瓦窑很尴尬！”我想，瓦窑商圈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扩大面积、增加车位、引进商家的问题，“瓦窑”面临高标准规划和业态升级之困。《桂林市工业化“十一五”规划（修编）》提出了“工业强市”中，曾经作为桂林经济标识的“瓦窑”接下来该继续扮演什么角色？

　　他山


　　“楼花”是香港人跨过罗湖桥带到深圳的，之后便发扬到了内地的许多城市，以“认筹”、“认购”的形式风靡楼市。这些舶来的词组，为房地产市场的“期房”十几年大行其道做了良好的注脚。在限购、限贷、加息等调控政策一波接一波出现的时候，不少中小开发商资金链受到严峻考验，“期房”能否成兑现成“房”也面临考验。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某些开发商以“现房”招摇过市，释放出什么信息？


　　一、彰显开发商实力？从当前的市场反应来观察，我们还没看到政策松动的信号，不少中小开发商资金链受到威胁，在资金安排方面流露出“细水长流”的心态，放缓或推延项目的开发进度。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规定，商品房预售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开发商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应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时间。在当前这种背景下，高调打出“现房销售”，其实是想透露项目投资资金100%到位的信息，这是在彰显出开发商的实力。


　　二、向“期房”宣战？“现房”即“眼见为实”。这是在主张“货真价实”和给市场注入信心。十几年来，“期房”一直是房地产市场销售的主流，对于购房者而言，在没有交房、验房之前，都会担心出现各种问题。近几年出现的“楼脆脆”、“楼歪歪”事件，不仅是让“期房”与“欺诈”关联起来。现房销售对于购房者是存在极大利好，“现房”则解决了购房者的担忧，看准房子后，即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随后办理入住并取得产权证。高调推出“现房”，既是明抢“期房”的客户，又有向“期房”宣战的意味。


　　三、给未来楼市预言？通过“现房”销售来终结“期房”产生的欺诈？至少“现房”具有减少“楼脆脆”、“楼歪歪”事件的作用。“现房”销售是房地产行业逐步成熟的一个表现。“现房”要求开发商前期垫付各项资金，这样提高了开发商的准入门槛，会逐步淘汰一些自持资金不高的中小开发商，这有利于加剧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对中小开发商的成长不利。从当前政策重点调控的对象来看，政府有意让部分中小开发商出局。高调入市的“现房”，在一定范围内，就是未来楼市的一个预言。


　　

　　他山


　　桂林之所以敢称华南的历史和文化重镇，因为她拥有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桂林有着不择不扣的“皇城根儿情结”，藩王府便是有力的“证据”。明太祖朱元璋隆重封其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将桂林作为领地，但桂林终究是一个没落王的封土，被边沿化贵族的旅居之地，王城太小，虽无法比拟京城的恢弘大气，但历朝历代，迁客骚人的字里行间，桂林“皇城根儿情结”的意蕴仍跃然纸面，京腔与桂系不弃不离。


　　“住总”是房地产开发商中正宗的“京腔”文化的代表。他由北京市住宅建设总公司演变而来，即北京住宅开发总公司，在改革开放之初成立，他行走可扩张的两条“腿”是保障性住房和轨道交通，在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悄然崛起。“住总”为北京添砖加瓦的过程，便是以建筑文化来的形式解释“京腔”的过程。从“住总”所盖得房子里，能倾听到来自琉璃苏瓦间的字正腔圆的京腔么？


　　“住总”走出京城，不是“钦差大臣微服私访”。 85年后，侵润了京城的古韵风情，在淋漓尽致地流淌着京腔的胡同口，拔地而盖起许多高楼的“住总”，来到桂林，圈下一大片土地，在桂林的“三环”发力了！“住总”与1926年北伐战争行军的方向完全“逆行”。北伐战争中，桂系第七军作为主力部队北上，他是去消灭北洋军阀，桂系北上，暴力与正义混合在一起，充满悲壮，与北京老胡同里有滋有味的京腔血雨交融。


　　 “住总”南下，在桂林大兴土木。在国家战略下建设“国际旅游试验区”的背景下到来，建设桂林，摆出一副改革开放之初建设北京一样的脸谱。“住总”与桂系地产及来自粤派的地产商一字排开，摆开阵势。当然，“住总”不偏不倚，在这个时间节点来到桂林，可理解为北京对桂林的支援；还有一种解读，说这是“京腔”与“桂系”联姻的现代版；当然，也不排除“住总”在广西掀起一股房地产行业的“南伐战争”的意味。


　　

　　他山


　　在今年教师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看到一则由某开发商配合教育部门于教师节前开展“教师风采”活动的消息，同时也看到很多关于教师、关于学生、关于凌驾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学位”的报道。2000年前，孔子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来描述师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单明了，没有功利，想想现在小升初就遭遇“拼爹”的惨烈的社会现实，不由得让人对“教师节”内涵的变化产生种种联想。


　　从1985年到2011年，“教师节”一路直行，没有坎坷，风调雨顺26年。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年代的“教师节”是无比的圣神，她是教师政治、社会地位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圣神？与1981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教师节”的提案人有密切关系，提案人中的叶圣陶等人，本身是中国教师的优秀代表，他们一生默默无闻，淡薄名利，任劳任怨，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所有教师的楷模。


　　八十年代“教师节”的圣神和教师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与当时全国上下倡导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有必然联系。到二十世纪之后，社会风气已从“五讲四美”转型为“小贫不笑娼”。在我们身边，不少教师们已经耐不住象牙塔的寂寞，带头下海，某些中小学的教师贩卖各种资料、举办各种补习班“挣钱”，大学内，教师不以“学术”为荣，而以在校外兼职和“承包”课题、项目为荣。当所谓“学术”（伪学问）成为获取科研经费和承揽校外商业项目的资本的时候，教师与“教师节”圣神的光芒便“被”物质化德社会蜕去了光环。


　　当我们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包括“教师节”，用“物质”来度量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个在我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教师节”离我们渐行渐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之所以怀念八十年代的“教师节”，那时候的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时候教师当时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时候的黑板上白色的粉笔字牵动着我们少年纯真的记忆。可是现在我们许多学校的课堂上，有了投影仪，有了激光笔，有了PPT，有了电脑主机运行的噪音，一个课堂就“被”物质化了，一本教材就“被”现代化了，一个教师就“被”升级了，同时，一个“教师节”的圣神也“被”出卖给了金钱。


　　今年教师节仿佛比往年受到的关注程度更高，我想起与近期媒体的两篇的报道有关。一篇是新京报刊发的《北京近3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强拆》，8月16日一所名为“新希望小学”（打工子弟学校）原定的开学日，如今只余下一地瓦砾，“新希望”破灭了，那些站在瓦砾堆前上百名教师和800多名孩子将何去何从，成为教师节前社会的悬念。还有一篇是9月4日经济观察报刊发的《小升初“拼爹”是最大的教育不公》，讲的是由小学升初中的“学位战争”引发的腐败。


　　腐败引发的原因，当然与物价暴涨，其他行业工资大幅提高，而教师工资“原地踏步”有关，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教师节”贬值的理由完全推给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这些在今年“教师节”前夕直面教育制度问题的新闻，让“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地自容。